上月，智利诗人拉乌尔·苏里达做为中国和智利建交后根据文化交流协定派遣的第一位文化使者，来到北京会见了中国研究和翻译拉丁美洲文学的专家、学者以及中国作家，介绍了在智利这样的小国家为什么竟然会出现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四位在拉丁美洲和世界诗坛享有盛誉的大诗人：米斯特拉尔和聂鲁达、维多夫罗和巴勃罗·德·罗加。
苏里达的解释是非常有说服力的：面对这样奇特的自然景观、历史和人文景观你不可能无动于衷———东部终年积雪、高耸入云的安第斯山脉、西部惊涛骇浪的大西洋，东西部之间是一道长达4270公里的沙漠、谷地和森林地带，东西间最狭窄处只有90公里（诗人开玩笑地说：早晨起床要当心，可别一脚踏进海水里。）；北部是大沙漠，人类有历史以来就没有下过雨；南部年平均降水量在2000毫米以上，最南部可达5000毫米。境内多活火山，地震频繁。在这个奇特而疯狂的地理环境中，人们有着强烈的压抑感、一种被困在海岛上的感觉。从历史文化上说，这里曾经发生过激烈的征服与反征服的战斗；发生过长达300年的殖民统治；发生过两次国与国之间的太平洋战争；发生过多次军事独裁和人民群众反对独裁统治的斗争。这种种自然的、历史的、文化和政治的风云变化不能不激动着一代又一代的诗人。
土生土长的米斯特拉尔、聂鲁达、维多夫罗、巴勃罗等诗人又是怎样冲破地理和个人情感的牢笼走向社会和进而走向世界的呢？苏里达的回答也是很明确的：面对沸腾的社会生活和时代的呼唤你不可能保持沉默。四位诗人有哪一个不是冲破个人狭小的情感天地进而关注民众的生活、社会矛盾的呢？苏里达自己的诗作就是时代的产物。80年代初，智利各界纷纷呼吁结束军事独裁统治、实行民主改革。这场波澜壮阔的群众斗争召唤了许多作家、诗人、艺术家拿起笔来为大众呐喊。1982年6月2日下午美国纽约上空突然出现了用白烟写成的诗句：“我的上帝是饥饿”、“我的上帝是癌症”、“我的上帝是冰雪”、“我的上帝是空虚”、“我的上帝说‘不’”、“我的上帝有伤”、“我的上帝叫觉悟”、“我的上帝是黑人聚居区”、“我的上帝是臭肉”、“我的上帝是痛苦”、“我的上帝是潘帕草原”、“我的上帝是墨西哥移民”……。这是一群飞机用蓝天做纸、白烟做笔墨在书写拉乌尔·苏里达《新生活》中的诗句。在距离地面5000米的高空上，每个句子都有9公里长，因此大部分纽约居民都可以看到。当时，走在纽约街头上的几百万人都看到了这一不同寻常的诗篇。此举的目的是什么？这是居住在纽约的拉丁美洲各国移民的社团策划和组织的，他们希望用这种方式喊出内心的痛苦和屈辱，因为大部分西班牙语世界的移民是生活在美国低层的人们。有谁能够抒发出他们的真情实感呢？诗人，只有诗人！
从《西班牙、拉丁美洲文学大辞典》中我们得知：“拉乌尔·苏里达的诗作以其独特的意境和令人回味无穷的诗歌语言而成为80年代以来智利诗坛上拥有众多追随者的诗人。”他的作品已经被翻译成英、俄、德、法、意大利、葡萄牙、阿拉伯等文字。在众多的奖项中，最为意味深长的是以聂鲁达命名的诗歌奖。这是当今智利政府的聪明之举：鼓励诗歌创作，发现聂鲁达级别的诗人，既为社会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又为智利赢得了荣誉。
望着苏里达先生赠送的诗集，特别是书中那一张张以纽约蓝天为背景、用白烟写下的诗句，很容易令人想到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上帝”问题，每个国家的诗人都会从这一大诗篇和大手笔中得到某种启发。笔者甚至突发奇想：某年某月某日某时某分，在地球各地的天空上同时出现这样的诗句：“我们的上帝是人类大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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